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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30日

令貝聿銘步入大師之路的建築—J.F.K. Presidential Library




1963年,美國發生了一件很重大的政治事件,總統甘乃迪被暗殺,跟著美國政界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64年,美國政府決定興建甘乃迪紀念圖書館,並邀請了14名來自世界各地建築師來競投這方案。
當中包括:
1)  Pietro Belluschi (MIT學院的院長)
2)  Louis Kahn (美國建築大師)
3)  貝聿銘
4)  Mies van der Rohe (發明了現代摩天大廈的建築大師)
5)  Hugh Stubbin
6)  Paul Thiry
7)  John C. Warnecke
8)  Benjamin C. Thompson
9)  Alvar Aalto (芬蘭建築教父)
10)Franco Albini (意大利建築大師)
11)Sven Markelius (瑞典建築大師)
12)Sir Basil Spence
13)Lucio Costa (巴西建築大師)
14)丹下建三(日本建築教父)
每個建築師都需要向評審簡介其公司的背景和作品集,當年的比賽不如現在的設計比賽一樣,建築師需要先做出初步方案來讓業主選拔,當年只需要向評審自我介紹便成。1964年的貝聿銘並不算是一名新秀,還薄有名氣,但在Mies van der Rohe、丹下建三、Alvar Aalto、Louis Kahn等大師面前都只是一名無名小卒。(Mies van der Rohe、丹下建三、Alvar Aalto、Louis Kahn等人的建築是每個建築系學生必讀的作品)
最後,甘乃迪的家人宣佈由貝聿銘負責這項目,當時世人都嘩然這個決定。絕不相信一個小將可以一次打敗6-7名建築界巨人而奪得這項目。他成功的關鍵可能是評審當中包括了甘乃迪的遺孀和家人,由於她不是建築界的關係,所以沒有考慮到各大師的身份和背景。反而只注重各參賽者的表現,貝聿銘成功的原因是令甘乃迪夫人明白他的設計是與四周環境配合的,設計理念清楚易明,所以突圍而出。
這圖書館原本是打算建在華盛頓,但由於希望在圖書館旁附建一座博物館和檔案室,所以需另覓新地。於是便決定把圖書館建於麻省,因為甘乃迪曾是麻省的州長,而甘乃迪和貝聿銘都是Harvard 大學的畢業生,所以便打算在Harvard校園附近的地方。不過,就需要向當地一間巴士公司購入地皮,但最後巴士公司拒絕遷出,此圖書館需另覓新地。
最後,圖書館決定選址在麻省大學校園之內,因為這地盤是臨近河邊而四周沒有什麼建築物,所以可以把圖書館的地位變得更為突出,而甘乃迪總統更是喜歡航海的,因此選址適合

就這樣一波三折,便把整個工程拖延了接近10年,但問題還未完結。經過了12年的爭論,雖然選址方面落得定案,但設計還是一個大問題。貝聿銘推出第一方案時,圖書館的平面是成一個正方形,並包圍了中個圓形的公園,主入口就如一座平了頭的金字塔。
此設計一出,當然劣評如潮,不少人批評為何要為甘乃迪總統建一座墓穴 ? (因為金字塔的功能是墳墓) ,金字塔與甘乃迪總統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這是我們等了12年的設計嗎?
貝聿銘解釋的是這不是一個金字塔而是一個幾何圖案,整個玻璃入口讓陽光充滿了整個空間,在陽光之下便只有美國國旗,讓甘乃迪總統的精神永遠在陽光和國旗之下生存下去。雖然這方案得到甘乃迪夫人的支持,但是反對聲音實在太大,貝聿銘需要重新設計。
1年之間,貝聿銘曾推出另一中途方案,但同樣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放棄。最後在1976年,貝聿銘推出最終方案,雖然這是第三個方案,實情這已是第10多個方案之後的成果。
最終的方案,首先完全放棄了金字塔的設計,改由一個正方形、一個三角形、一個圓形組合而成的建築群。正方形為玻璃主入口、三角形為圖書館和博物館、圓形為劇院。每個元素負責一個功能。正方形用黑色玻璃,其他部份則用白色油漆、黑與白、實與虛作了一個明顯的分別。在主入口之上,自然就只有陽光和美國國旗,喻意美國人在陽光之下是可以自由地飄揚。
這方案雖然都得到一些批評,但最終都獲得通過。不過,這項目拖延了10多年,開始時所籌得的捐款已遠遠不及10多年通脹後的物價。於是貝聿銘需要四處說服各財團支持,但是貝聿銘在1973年因Hancock tower 的問題而聲譽受損,再加上人民對甘乃迪總統的熱情已有一點淡化,所以支持財團都離他而去。最後,得到甘乃迪各家族各成員和麻省政府的支持才籌得足夠的興建費。
此圖書館最後在1979年落成,而美國國家藝術館東翼亦在1978年開幕,令貝聿銘開始步入大師級的行例。
下會將會介紹美國國家藝術館東翼。
J.F.K. Presidential Library官方網頁:http://www.jfklibrary.org/

2009年11月29日

一座令貝聿銘幾乎身敗名裂的大廈—Hancock Tower




如果當大家單看照片,這大廈就好像平常的摩天大廈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為何這大廈可以令一個大師幾乎要身敗名裂?
這大廈是在1966年由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邀請貝聿銘設計一座60層高的新總部大樓,而這大廈在當年亦希望成為美國波士頓市內最高的大樓。表面上是一件很正常的工程,只是一座四四方方的辦公樓,亦應該沒有特別複雜和奇怪的要求,所以貝聿銘只參與前期的規劃,之後的詳細設計便交由他的合顆人—Henry Cobb負責,但災難才慢慢開始。
首先,當這大廈進行地基工程(retaining wall)時,曾撞破了數條地底水管引致四周路陷,連帶在旁的古建築—聖三一教堂(St. Trinity Church) 都因為泥土水份過多,而導致結構出現裂痕,於是Hancock 集團需要賠償數以百萬元的維修費。
另外當工程繼續進行中,地盤旁的一座酒店向Hancock 集團投訴地盤的噪音問題,跟著集團便收購了整間酒店,事件便不了了之。
因為這大樓的設計理念是用深色的雙層反光玻璃,讓整座大樓看起來是一塊巨型的玻璃一樣,所以需要把每塊玻璃都盡量加大以減少接口。因此每塊玻璃是4.5尺x11.5尺,重500磅,而樓板之間沒有玻璃(No spandrel glass) ,所以玻璃特大。而玻璃框架(Mullion)亦盡量變得細小,外層的玻璃更是只靠玻璃膠來穩固,盡量把外牆變得簡潔。

這樣的設計在施工初期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1973年1月便開始貝聿銘近5年的惡夢,這個月不時有一強風吹襲波士頓,當風速超過70km/hr時,這大廈的玻璃幕牆紛紛脫下,幸好當時還在施工當中,所以沒有做成人命傷亡。當超過30%玻璃脫下時,大家都知道這樣設計的確出現了問題,業主當然要求全部更換所有玻璃,當時曾有人認為這大廈的玻璃太大了,所以才會脫落,因此建議使用比現時小3分之2的玻璃來重建。
不過,Henry Cobb當時極力反對,認為如果使用細小的玻璃會破壞整座大廈的簡潔和整體性。雖然最後業主保留原有的方案,但是業主控告負責這項目的大部份顧問公司,包括:
建築師: I.M.Pei and Partners
玻璃生產商: Libbey – owens – ford  company
總承建商:Gilbane building company
玻璃幕牆承建商: H.H. Roertson company
業主要求各公司賠償更換玻璃幕牆的工資和物料費用(約5-7百萬美元)、延遲入伙的損失,而建築師更需要額外面對業主控告沒有提供合適設計和沒有作出適當決定來停止施工。
之後,玻璃生產商控告業主損毀了它們的聲譽,並指出這次事故完全是建築師的設計錯誤(error on specification) ,而貝聿銘反控玻璃生產商隱瞞了玻璃膠在陽光下會脫落的可能性,總之各方爭持不下,直至1981年各方終於達成和解協議,而各方都需要把官司內容保密。
但惡夢還未停止,一名工程師發現這大廈在強風吹襲下是可能出現倒塌的危機,因為先前的計算亦過於理想化,最後這大廈需要加入1650噸的鋼鐵才能穩定有關結構,但這不是導致玻璃脫落的原因。玻璃脫落的原因是因為外層玻璃與內層玻璃之間的空氣在熱脈冷縮的情況下,令外、內層之間的玻璃膠失去了力,因此外層玻璃出現脫落。

在1976年大廈正式啟用時,工程已延誤了4年,建築費用亦由原來的8000千萬美元大幅增至1.6億美元以上。但問題還未停止,在入伙後,高層租戶曾投訴大廈的擺動過大,令他們感到頭暈,於是業主便在58樓上加了兩個300噸重的鋼阻尼,令大廈變得穩定,這便額外增加 300萬美元建築費。
經過這樣的一場官司,貝聿銘自然聲譽大損,而Hancock Tower 亦被人取笑為全世界最高的木建築 —Plywood Ranch (因為玻璃脫落時玻璃窗需用木板來封密) 。儘管這不是貝聿銘自己親身負責的項目,但各大的客戶都離他而去,甚至禁止他們競投新的項目,於是貝聿銘便唯有向科威特、伊朗等地方尋找新生意,最終要等至1978年美國國家藝術館東翼開幕後,貝聿銘才再次吐氣揚眉,生意重回正軌。
在這次事件中,貝聿銘從沒有考慮和Henry Cobb拆伙,反而繼續和他緊密合作,他自己主理一切外交的工作,而Henry Cobb則負責內部,合作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