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7到87，從87到97，從97到07

77-87

小弟出生於1977，是一個典型的平凡70後，平淡地在公共屋村中成長、學習和鬼混，渾渾頓頓地過了10年。 在1977 - 1987年在這10年內，我都沒有面對過太大的挑戰，唯一就是父母離異，但由於當時年紀很小，而且在外祖父母和一眾長輩的萬千竉愛之下，每天都總能消遙地過活。 就算連升小學的問題都不用煩惱，因為外祖父和教堂關係密切，一早已在教會學校內為我攪好關係，而且我的成績又不過不失，於是便順利地升讀心儀的小學。

87-97

到1987 -1997，便開始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大考驗—升中考試，小弟當年還有學能測驗，在87-89的兩年內，每天都接受家慈地獄式的訓練，每天無間斷地做習作、填充等一些極度乏味的東西。 外祖父亦當然盡心盡力地為我升中學而鋪路，他當然為我找到入教會名校的門路，但無奈在入學試時我因作文時答錯題而被拒於門外，因此我便成為家族中唯一一個不是讀名校的成員。

跟著我便從政府的派位制度下安排到我的中學，同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香港開始出現移民潮，自中一開始每年都有同學移居英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地。 另外，在黃竹坑一帶的工業區亦小了上班的人，相信是香港的輕工業自80年代開始慢慢北移，昔日主導黃竹坑一帶的鐘錶和玩具業都陸陸續續搬回國內。

之後，我便見證了大興土木的年代，香港的第一大樓由合和中心，變為中銀大廈，兩年後便改為中環廣場，之後便到國金二期。 在這10年，香港因為玫瑰園計劃的帶動下而四處填海、打樁，翻天覆地建個不停。

雖然當時我和一眾同學都對中共政權感到很陌生，甚至害怕，但都是幻想出來的景象。 唯一比較震撼的是葉繼歡的出現和海外信託銀行的破產事件，但我總算安安樂樂地過我的青春期，每天上學、放學、參加田徑隊的練習，然後到類近女校處追女仔。

我雖不是生於大富之家，但總是衣食無憂，就算政局將會大變天，但都能安然地渡過了我中學生涯。

  

97-07

在回歸的一晚，我沒有太大的感覺，好奇地和女友到會展一帶感受一下氣氛，跟著便發瘋地由灣仔步行至西環，總之你有你回歸，我有我浪漫，各自各精彩。

記起在97年底出現了金融風暴，恆指在一天之內破了10,000，跟著出現亞洲金融風暴，日元被打至對美元120左右，全民都擔心港元和美元脫勾。 不幸地，98年初香港又發生禽流感，不幸中的大幸是疫症沒有做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只是幾個月沒有雞吃而言。

之後，董特首上場陸續推行他的鮮花港、中藥港和數碼港等政策，而他的8萬5政策更在短時間之內製造出大量的負資產，再加上2001年的科網爆破，一時間香港人不是燒炭便是跳樓。

這種情況亦發生在教育界身上，我的中學同學和師兄陸續大學畢業，他們起初都以為教師是一份比較穩定的職業，而且他們亦不是好權、好財之人，所以都執起教鞭來。 但是政府推行一大堆的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育、母語教學、語言微調等政策，這些都令他們喘不過氣來。

我深深地記得我師兄的一句話，他說: 「我只是離開了母校3年，但當我回到母校任教時，則完全兩回事。連我們F.7的班主任都說，學校在這3年變了很多。」跟著新聞一方面出現不少教師輕生的消息，同時又出現政府殺校的新聞，超初以為教師是職場的避難所，但其實反而成為旋渦中的核心。

在失業率持續高企的情況下，香港更遇上沙士疫症，在短短的3個月之內香港有接近300人死亡，死亡的速度比伊拉克的戰爭還要高。 接著香港強行推進23條，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達至頂點，50萬人上街，可謂禍不單行。

2004-2008年，香港受惠於自由行和京奧的關係，經濟大幅反彈，而我亦在這個時候亦回港工作，充份享受建築界的一個蜜月期。 不過，在2008年底香港又再因為美國的次按危機而出現另一次金融風暴，跟著雷曼爆煲，市民的不滿情緒又再度升溫。

現在很多人在談80後的青年行為，批評他們的過激行為會做成族群撕裂、不和諧。 但是如果你在80後年青人的角度來想，他們是在總樣的時代中長大呢?

70後的年青人(我的青春年期):

87-97年內，除了87年股災和六四事件之外，沒有重大直接影響我們生活的危機，所以相對地對政府的滿意程度為高，至少生活穩定、三餐無憂。

80後的年青人:

自97-07的10年內，經歷了97、01、08三次的金融風暴和一連串的負資產風暴，再加兩次疫症、23條立法，另外再加上殺校、翻天覆地的教改、母語教學和語言微調等直接影響他們生活和前途的政策，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試問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中學生會信任政府，還是討厭政府呢?

在這10年內，每隔幾年便出現重大的危機，而且香港的核心價值亦陸續被動搖，無論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香港成功的基石都出現了變化，有人會用「事事旦旦」、「自我審查」來形容香港的傳媒，明顯地香港已經改變了。

80後衝擊政府是「果」，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因」，如果政府想處理這些「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從「因」著手。 如果只要求市民「冷靜」、「和諧」、「理性」，而不處理不滿「成因」的話，就只可以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雖然有人說香港現在的分化是由於一群「政棍」在攪局，動搖年青人的情緒，但是年青人不是如此容易大規模地被煽動，就算年青人被「火」了，都不能堅持一段長時間。 一大群年青人出來遊行、苦行、絕食，不會是偶然發生的，行動背後的動機不會只是一時衝動，一時三刻的激情又怎可以令年青人在大風大雨之下苦行呢?

當我們批評年青人衝擊政府、辱罵長輩的同時，我們又有沒有想過他們過了一個怎樣的10年，是什麼事情讓他們被「激化」呢？

如果繼續「漠視」、「輕視」、「打壓」、「扶黑」，甚至利用行政和司法制度來打壓反對聲音的話，就有如用「火水」來救火，完全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如果想降低社會上的分化，就絕對不能再「親疏有別」、「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雖然曾特首嘗試落區、嘗試打民意戰，但是在政治公關手腕上又確實欠一點火候，「起錨」變「超錯」，「余曾辯」又慘敗而回，堂堂一個特首連處理反對派的挑戰和危機處理的能力都沒有的話，就只由淒慘的命運。

我不是經常喜歡批評政府的不是，我只是列出大家經歷過的一段「歷史」，現在大家鼓勵「溝通」，相信是時候和年青人「溝通」多一點。

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

以拙文送給「吾知訂」和「東山客」兩位網友。

愚蠢的香港業主

原本想偷懶多一天，但是近日收到很多網友的電郵是關於香港將軍澳地皮以高價成交，這是否代表發展商看好樓市，他們值得考慮將軍澳區的樓盤呢?

我的答案如下:

1)      一個產品的價格只在乎兩個因素—供應和需求。當供應少而需求多的時候，價格才會上升。現在有發展商買入新地皮來發展，就代表供應增加，除非將軍澳區對樓宇的需求增加，否則價值應該下跌。

香港的樓市一直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香港的居住人口不斷上升，而是一群抄家不斷地互相接貨，並互相推高樓價，無形中令樓宇的需求不斷地增加，又或者可以說成將原本供應給市民居住的樓宇變作抄賣工具，變相令供應給用家市場的樓宇減少，因而導致樓價上升。

如果用常理來想，一個地區如果有新的樓盤推出的話，變相買家有更多選擇，所以現有的樓盤將會更難找到新的買家。另外，新推出的樓盤多數是比舊樓盤新穎和漂亮，現有的舊樓盤的競爭力就自然下降，除非舊樓盤有它的個人之處，否則誰會花同樣的價錢買一個舊樓盤而不買一個新樓盤。

2)      無論發展商以任何價錢買地，都不代表他們看好該區的樓市，而是他們看好這地皮的發展價值。新的地皮可以賣$7000一平方尺，並不代表你的樓盤有相同/類似的價值。

同樣的道理，在過去一年，香港出現了很多超豪氣的買家，他們可以一億元來一個細單位。但這不代表你的樓盤同樣是價值一億元，除非你找到一個買家願意出一億元來買你的單位，否則一億元只是你的期望價值，而不是你的市場價值，因為你的單位以這樣高的價格是未必有市場。

3)      其實香港人永遠忘記了一個很重要的重一點，樓宇的價格是在乎居住的質素。除了道路網絡之外，居住的環境是直接影響你的健康，而是不是尺價/實用率。實用率高1-2%不會令你長命一點，但如果通風度、採光度和噪音度絕對可以影響你的睡眠質素，甚至令你短命一點。

如果該區有新工程就自然會又打樁、又挖地，噪音和空氣質素就自然會變差，居住環境是會上升還是下降呢?

最重要的一點，在這樣如此高地價的情況下，物業的發展就自然是大規模和向高空發展，新的樓盤就自然是屏風樓，這樣對現有該區居民的健康是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如果一個單位又不通風，又不採光，這是一個高價值的樓盤，還是低價值的樓盤呢?

總結來說，一個小區如果有新樓盤就自然增加該區的供應，而且會為該區的居住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樓價應該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現在上升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一批人認為發展商看好未來樓市，所以價格會上升。但這樣好像是用一個謬誤來說服自己相信一個謊言。

如果香港人繼續一廂情願地互相推高樓價，然後制造一個泡沫，當樓宇格價完全超過合理負擔能力之後，市場就自然沒有再有新買家來接貨。在泡沫爆破的一刻，就出現一大批「負資產」的苦業主，然後將一生的積蓄輸給銀行。

值得嗎?

可以的話，請把拙文傳給身邊的朋友。

活化居屋

昨日財爺公布了財政預算案，當中提及活化二手居屋的一點，而這一點我亦早前曾和一名傳媒朋友討論過，今日便把當日談論過的內容在這裡轉載，讓大家討論一下。免得政府人員批評市民只會投訴而沒有實際的建議讓改善政府施政，今日便提出一些另類一點的想法。

早前我在blog上建議過，政府可以把公屋和居屋合併來處理，出售的數量和地區則視乎當年的需求和樓價的發展，務求利用更改供求的關系而令樓價平穩發展，如果供應過量便把「政府屋」用作公屋出售，這便不會因供求失衡而做成負資產。

至於現在已建的居屋，我不建議政府動用公款一次過協助小業主補地價，然後再分期歸還給政府。因為這樣一來動用大量公款、第二小業主形同多了一大筆債項。

至於經銀行按揭貸款來補地價的話，就更加不受歡迎，因為小業主除了多一筆債項之外，亦要付一大筆利息，如果萬一遇上失業或經濟轉差時的話，便可能令小業主破產或變成負資產。

所以，我建議政府可以將居屋「股份化」，首先小業主先以現在的模式來供款購買樓價，然後可以再附加一定款項來購買地價。

小業主從每月供款中，購買一個百份比的樓價和地價，萬一遇上失業或經濟轉差時的話，小業主便把這些「股份」賣回給市場，而他自己不會因為不能供款而被迫收樓，又或者在出售時要被迫要補回負資產的差價而變得一無所有。

舉一個實際例子:

居屋單位:$1,000,000

地價: $1,000,000

陳先生每月供款: $15,000 ($10,000 是在購買樓價，$5,000是在購買地價)

在假設沒有利息的開支情況下，經過5年供款:

陳先生總供款: $15,000 x 12 x 5 = $900,000

陳先生佔此單位的股份% =  $900,000 / $2,000, 000 = 45%

但在5年後，經濟大幅轉差，樓價大跌，居屋單位+地價價格下降至$1,500,000，而陳先生因長期失業而無力供款，陳先生便可以將其45%業權出售於市場。

即是:

陳先生的出售價: $1,500,000 x 45% = $675,000

陳先生的虧損: $900,000 - $675,000 = $225,000

陳生生雖然出現虧損，但是不是一無所有。

而政府可以把餘下的55%業權按現價出售於新的買家，而又或者仍以$2,000,000的原價出售於新買家，所以政府可以說是封了虧本門。

如果樓價上升的話，陳先生當然可以以相同的情況來出售單位的業權，只不過是有營利而已。

至於地契方面，可以在合約上預先列明，地契仍歸政府所有，直至陳先生100%完全購入單位後，才可以擁有地契。雖然陳先生不可以用現有的單位來按給銀行作抵押，但相信這情況算是少有出現的。

如果以相同的例子，用現有的出售方式來比較:

居屋單位:$1,000,000

地價: $1,000,000

陳先生暫時不補地價，只單純購買單位。

陳先生總供款: $10,000 x 12 x 5 = $600,000

如果單位價格5年後大幅下跌至$800,000，而陳先生因長期失業而無力供款，需要被迫出售單位。

陳先生就算找到新買家，他都需要另外向政府填補$200,000的差價，但試問一個長期失業的人何來$200,000來補差價，而且陳先生已供的$600,000都變得一無所有。

最重要的是，政府在這件事件上是沒有任何得著，因為政府的收入都是$1,000,000。

所以，我認為如果政府有心幫助市民置業的話，便需要在政策上作出調整，令市民可以在經濟轉好和轉壞的情況都可以有方法找尋出路。

當然我的建議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很多細節需要加上，但是在大方向上我認為是可行的。

從玫瑰園計劃看高鐵

文章日期：01/31/2010 11:45 am

無論玫瑰園、高鐵以至西九表面上都是建築項目，但無形中都成為了全城的政治熱話，政治和建築在某程度上都是分不開。而今年的香港肯定是多事之冬，香港從來未曾嘗試過在元旦與立春之間發生如此多和大型的衝突，無論你是80後或是50後的香港人都會感到香港已經進入另一個新的年代。無論是誰對誰錯，這些事件都會永遠地改變了香港的命運。
但是大家有否想過，為何80年代的玫瑰園的計劃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呢？為何高鐵計劃反而會引發如此大的風暴呢?
是否現在80後的年青人很不理性呢? 還是當年的20多歲的年青人特別冷靜呢?
是否現今的80後的年青人真的如此不愛國、吃飽飯無糞拉，便上街包圍立法會呢?
這幾條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思考，今日不如從當年的玫瑰園計劃講起。

香港的玫瑰園計劃始於1970年代，由於當時啟德機場的使用量已接近飽和，而且該機場太過接近民居，所引發的噪音問題是相當嚴重，因此啟德機場不能加建第二條跑道，更不能夠24小時運作，並且如果萬一發生意外的話就極可能波及附近的民居。
因此，搬遷和擴建機場是有必要的理由，但是可行的方案確是有很多，為何一定要選址在大嶼山呢?
當年大嶼山的赤鱲角可以說是一個不毛之地，而且整個機場客運大樓和跑道都是建在一人工島之上，並且需要興建青馬大橋、北大嶼山高速公路、三號幹線、西九龍快速公路、西區海底隧道、來連接市區。為了進一步增加與社區的連接，還把機鐵的終站設在中環，因此在香港的核心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來興建國金 I、II期、香港站和四季酒店。
另外，為了增加機鐵沿線的使用量，更興建了九龍站、奧運站、荔景站、青衣站並發展了東涌整個市填，亦填了大幅的西九龍文化區作將來發展之用，工程之巨大絕對是香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
由於英方提出的規劃巨大而且驚人，初期的預算更達至2000億港元，如果將20年前物價、通漲等因素計算入內，工程做價更不只這個數目。由於整個項目如此巨大，這不單用盡當年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連97後的特區政府都很可能需要負擔部份債項。
雖然有必要興建新機場，但是否真的需要以這方案來興建嗎? 把新機場設在大嶼山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
當年的英國政府如何說服當年的中國政府和香港市民呢? 是否20年前的香港市民特別容易被說服呢?
時勢做英雄、英雄做時勢。
當年的港督衛奕信提出玫瑰園計劃時在六四事件之後，在89年10月的一份施政報告中銳意借助這個超大型的計劃來穩定香港人的信心，繼續吸引外商在港的投資。雖然英方確實上是希望借此計劃，在離港前為英方企業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但在政治公關上看來是把香港人的錢用在香港之上，而且這計劃不單可以解決機場的問題，並可以為香港帶來大量的商機和就業機會，最重要能穩定動盪的民心。
在中方的討論時，英國駐北京大使盡量遊說這計劃的好處，並且在預留香港特區的儲備金之上作出多次讓步，由原本的50億大幅增加至250億。再者，在玫瑰園的做價由2000億大幅降至1553億，而且容許中國銀行在這計劃中發揮適當的作用。在多方面盡量滿足中方的要求，否則中方又怎會在1991年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反觀，為何現在的高鐵計劃只是669億的做價，卻會引來如此大的風波呢?
一個城市興建高鐵來連接鄰近城市是很正常的舉動，亦相信會帶來正面的作用，但是現在的方案實在有太多的疑問。
1)      為何要把終點站設在西九呢? 在錦上路是否可行呢? 又或者如本人的愚見，在美孚是否可行呢?
2)      就算終點站在西九肯定是最好的方案，但是否真的需要15個月台呢? 是否真的需要每3分鐘一班車呢?
3)      是否真的必需把維修站設在菜園村呢? 可否讓該村的居民保留家園呢?
4)      甚至香港真的需要高鐵嗎? 可否乘西鐵由西九不停站至深圳，並在這處轉乘高鐵呢? 因為現在西鐵的極速是140km/hr, 而現在的高鐵方案只180km/hr, 在行走26公里的距離來說，相差只是數分鐘而已。
5)      就算現有的方案是最好、最完美，但如何能夠在車票上取得收支平衡，免得這鐵路成為香港長期的負資產呢?
我雖然沒有聽取立法會所有的辯論和政府的解說，但是我自問都花了兩天的時間來聽取相關直播/轉播。坦白說，到今日為止，政府好像還未能完整地回答所有疑問，但無奈政府已掌握了通過法案的票數，所以在鐵路設計和做價方面根本沒有需要作出任何讓步和妥協。
撥款雖然通過了，但是很多市民因政府漠視人民的反對聲音而憤怒。雖然現在事後孔明，但是如果政府在明知反對聲音如此巨大的情況下，不強硬地通過撥款，略為修改設計，又或者稍為降低成本，相信群情不會如此匈湧。而且香港未見得需要這鐵路的迫切性，政府重新包裝高鐵的好處來說服人民，社會應不會做成如此分化，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會降至如此低。
在玫瑰園計劃內，不是所有項目都成功或達到預期目標，例如: 西隧未必如計劃中有效地解決紅隧交通擠塞的問題，又或者機場鐵路和西隧的使用量亦未達到預期的水平。雖然不是整個玫瑰園計劃都成功，但是英方在推銷過程中明顯地特區政府圓滑，而且懂得在某些情況下作出讓步，雖然大家都未必認為英方是全心為香港，但總體而言給予人的感覺是比較正面。

現在高鐵撥款已經過去了，但是政改方案將會再來，曾特首如何是好呢?
如引用彭定康在1992年提出的政改方案，他改革立法局的選舉制度，實行「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新九組），他提出功能組別的選民是來自所有在職人士，所有的從業員都有資格投票，所以當年的功能組別議員的認受性是相對現在為高。但中國政府隨即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為民主派跳「最後探戈」，當中，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但是彭定康的處理手法是先安內，後攘外，終止了由總督出任立法局主席和當然議員的做法，改由立法局議員互選產生主席。並且，在任內積極起用華人出任要職，以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其後又在以曾蔭權接替麥高樂，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這一改香港政府全由英人領導的常規，令華人都感到有出頭的機會，頓然令所有的華人公務員都帶來正面的鼓舞作用。
跟著他精極營做親民的形象，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以及主持公開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盡量利用傳媒和各平台來宣傳自己的施政報告。而且亦不時到地區處探訪，他會到中環吃蛋撻，到灣仔喝涼茶，積極溶入本地華人的生活。再者，在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中，有傷健人仕希望港督府加開多一天專為傷健人仕們參觀，他便馬上配合並親身接見參觀的市民。
在與中方討論政改方案最惡劣的時候，他在立法局上說：作為天主教徒，他花在閱讀基本法時間，多過閱讀聖經。雖然大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還是基督叛徒，但是他的確曾多次到明愛天主教總堂處參與彌撒，並與胡樞機拍照，而本人的外公當年是教會的交通服務員，亦曾和彭督合照。
之後，曾到香港電台和大家大談音樂，在傳媒面前盡量表現他輕鬆、和藹的一面。當大佛開光時，他主動走向周南面前握手，但周南只是合什回禮，而他亦以合什回禮，盡顯政客風度的本範。


以上一大堆的事情都不能算是彭督的政績，但在政治公關上就拿了很多分數，至少在電視面前建立了開放和向公眾負責的親民形象，他的親民作風後來亦為不少政界人士所模仿，令當時的港府是擁有相對地高的公眾形象。平心而論，當年彭督的個人形象明顯地比董、曾兩名特首為高，至少當他出席公開場合時，沒有被人喝倒彩，沒有人大叫他「x街」。
雖然這些彭督所作的很多都是「政治show」，不能算作什麼政績，而中國人亦未必適合如此花拳繡腿的政治技倆，中國人講求「實事求事」。但是作為公眾人物，就必須如何在群眾心中爭取分數，在鏡頭面前永遠都是一場「show」。一個人的形象不會在一瞬間地建立，是一點一滴地建立下來，相反失去就在瞬息之間。
反觀董、曾二人在推銷23條方案和政改方案時，所用的論點都是「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利益」、「互相合作」、「循序漸進」，這些論點好像未能打動市民的心，爭取到足夠的認同感。他們兩人推出的方案雖然未必是完美、但亦必是一文不值，可惜的是二人給予公眾的形象是「希望和諧，你們便接受吧」。他們好像沒有善用方案上的優點來爭取支持，相反給予市民只是中方的「傳話員」，而且他們好像未能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意願呢?
港人要求的東西未必全部合理，但相信必定有值得討論的價值，至少特首應給予港人一個印象是港人可以「討價還價」，就算要「妥協」，都至少有來有往。
香港人又怎會不明白中央在很多方面都對香港作出優惠，否則香港怎會有CEPA？香港又怎會有機會舉辦奧運馬術? 太空人升空後，第一個展覽的城市便是香港，這些都是中央對港人的善意。但是要香港人接受23條和政改方案，就必需要展示這些政策是對港人有好處多於壞處。如果把它視作為CEPA的交換條件，好像只會事與願違。
香港根本沒有條件要求獨立，香港根本無兵、無槍，香港人亦不懂得打仗，而且香港人根本不會接受過激的暴力行為，大家只求平平安安地生活。
但為何香港會出現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呢?
香港的領袖一直以來都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昔日的港督更是委任的，現在的特首至少由800人選出來，認受性理論上是相對地高。不過，昔日的港督在行政上至少不會與主流市民的意見對抗，就算要偏重英方的利益都會包裝得比較高明，而且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都不會因此而在重大的損失，如果遇到反對聲音都會某程度上作出讓步，和市民討價還價，至少表面上是一個會接受市民反對聲音的政府，玫瑰園計劃便是一個例子。
另外，港督會懂得利用傳媒和各平台來建立自己的形象，以增加自己談判桌上的籌碼，更不會犯下干擾學術和新聞自由這兩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果各媒體和學者的言論失去了中立和客觀的話，公信力自然下跌。
這樣就算政府利用各大傳媒平台來宣傳/推銷自己的方案時，大家都會對某些媒體的新聞作出懷疑，任何關於政府的報導都可能因而減分或帶有負面的印象。
而且公眾是期望學者會因應事件而作出專業和中肯的判斷，所以某程度上政府可以從學者的評論中得到比較公平的待遇。
回歸前的立法局雖然都不是全部由直選產生，但是功能組別的議員的得票數目是相對地高，而且立法局投票是不會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分開點票，議員是可以提出私人草案，棄權票不等如反對票。最重要是當年的立法局議員相對地不會明顯地與市民的意願作對，至少大眾對立法局議員的印象某程度是能夠表達市民的意見。
立法會是由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如果立法會議員不能反映人民的聲音的話，議員自然得不到人民的尊重，人民自然會尋找另類的方法表達訴求。如果政府和議員沒有面對群眾挑戰的勇氣，而不斷地漠視群眾的反對聲音，抗爭的程度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而且，現在一個人+一部手機 +Youtube +facebook + blog已等如一個傳媒機構，大家已學懂自己尋找值得相信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是沒有時間性，人民判斷事情的能力已變得多角度和多元化。
儒家思想中認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應用在現在只是盡量做一些令自己加分的事情，而減少失分。
外國月光不是特別圓，洋人放的屁不是特別香，但是在「政治手腕」、「政治公關」上明顯地比董、曾二人高明，至少在很多情況下避免失分，推銷方案時明顯地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如果大家回想董、曾二人上任初期時，民望不如現在般低沉，就算蜜月期過後，都未出現大量反對勢力和管治危機。是否英人的管治能力是否比董、曾二人更勝一籌?
這實在難講，因為歷史是沒有如果。
但是，英國的政客都曾經受過選舉的洗禮，在建立形象、爭取支持各方面的工作都好像比較優勝，對普羅民意的敏感度都明顯地高。相反董、曾二人的主要支持度都是來自個別群組的人仕，所以如果已得到他們支持的話，就自然把其他人的意見變得次要。
我為何會突然抄冷飯，重提玫瑰園和高鐵呢？
因為昨日是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因伊拉克的政策上的失誤而接受公開質詢，無論貝理雅犯錯與否，這都代表一名領袖是因人民的力量而上台，但同樣因為人民的力量而下台，盡管已下台數年，但他都需要為自己的事情而向人民交代。
到底貝理雅的下場如何？這聽政會是否另一場政治show?
但至少已體驗了民主和普選的好處，希望明天會更好。

一切從倫敦開始, 一切從倫敦再開始

文章日期：06/02/2008 03:29 am

讀了建築近十年, 從事建築這行業近八年, 發現自已對這項業的熱情一天一天的下降, 記起十年前在倫敦剛讀建築時, 心中充滿希望, 心中的希望不是畢業之後能有一份受人專敬的工作和可觀的收入, 而是希望能從事一份充滿夢想的行業.
正如大學面試時必問的題目- 你為甚麼讀建築?  十年前的答案是" 我小時候喜歡玩LEGO, 中學時喜歡玩模型, 因為喜歡創作, 所以讀建築, 讀建築因為樂在其中.”
十年後的答案是" 因為從事了這行業近十年,所以繼續下去.”
好夢未成, 惡夢先到.
入行十年, 認識了不少真心朋友, 結了不少損友, 同學之間互相出賣, 老師之間互相攻擊, 當年的好同窗, 今日在職場上為了一個project鬥到死去活來. 正所為商場如戰場, 兵不厭詐, 這些老掉了牙的成語, 大家都十分明白.
諷刺的是因為建築, 我認識了我的伴郎, 但亦因為建築, 我交了最多仇家.

約十年前,我在倫敦開始了我的建築夢, 十年後重臨倫敦, 我相信我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夢, 與其月復月,年復年地生活下去, 不如來一個新的嘗試.
這個BLOG是希望藉自已粗淺的學識, 向大家介紹一些優秀的建築, 簡介建築師設計背後的構念, 反正香港人那麼喜歡旅遊, 每當旅遊時若能對建築有多一些認識,都相信可提高旅遊時的樂趣.
希望這個BLOG能帶給大家一點快樂, 這是我新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