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競賽方案(2)

今日原本想開始分析各入圍方案的好與壞，但是我認為應該先要定下一些準則，否則東有東說、西有西說，如果不是在同一個準則上來評論的話，就是一個永無休止的辯論，因此事前必須Apple to apple。

今次的題目是香港的西九文化區規劃比賽，但是什麼是香港的文化呢?又或者什麼是西九的文化呢? 究竟香港需要什麼東西來延續自身的文化呢?

對我個人而言，文化就是人的生活，而香港人的生活就是香港的文化。至於西九的文化就是一種平凡的文化，亦可以說是「街道的文化」。在香港、甚至世界各地，很少地方可以如旺角一樣出現這麼多的特色街道，旺角包含了花墟、女人街、金魚街、波鞋街、模型街(廣華醫院一帶) 、氣槍街(廣華醫院一帶) 、電器街(西洋菜南街) 、金魚街、雀仔街、汽車維修街(麥花臣球場一帶) 、建材街(砵蘭街) 、色情街(砵蘭街) ，特別地還有很多特色的商場如專賣相機、音響、男士西裝、電話、電腦、電玩、玩具、女裝、化妝品、精品的小型商場，另外還有無數的食街、小商店。

 在香港只有旺角一個地方是同時擁有如此多的特色景點和街道，無論富或貧，外地人還是本地人，你都會選擇到此處購物、消費，因為一切關於吃、喝、玩、樂、衣、食、住、行的事情都應有盡有。最特別地，旺角是把不同的階層的人都聚在一起，而且是放在同一層面之上。無論是你家財萬貫、還是家徒四壁，買花最方便、最多選擇的地方始終都是旺角。例如在花墟之內，這個空間把有錢人和平凡人的距離都拉近了，大家都是在同一個層面處購物，差別大幅地減少。

而旺角亦有另一個特別之處，它是會自我輸入(Self-input)、自我組織(Self-organize)、自我輸出(Self-output) 的一個空間，情況亦好像是麻雀的系統一樣。四方八面的人會來到這個地方，然後不同程度地分流，之後便到達不同的功能區，雖然各功能區是完全不同，但是可以共同在一起，亦自然地整合，互不影響。

講到這裡，究竟旺角和西九文化區有什麼關系呢? 西九文化區全長大約1000m，情況就如從油麻地至太子。換句話說，西九文化區接近足夠把整個旺角進去，所以我認為西九文化區如果是主打「文化」的話，就應該善用這塊土地來展現我們的文化—「街道文化」。現在波鞋街重建，很多舊有的商戶都無奈地需要離開旺角，他們雖然得到相關的賠償，但是離開後如何重建波鞋街呢? 如何重建香港的街頭文化的一部份呢?

如果政府一直說，要推動「本土文化」、建造「集體回憶」、「保育」，西九文化區是否有一個空間來重建我們珍惜的「本土文化」呢 ?

雖然把波鞋街搬至西九文化區，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做法，把波鞋街設在豪宅區旁可能是錯誤的做法，但是如果不嘗試一些新的事情的話，我們便隨舊有的模式把土地分拆成各細小的地皮，然後拍賣，建豪宅、建商場、建酒店，可需辦一個如此大型的設計比賽呢?

講至這裡，我個人來評審三個入圍方案的準則:

 

1)      提供合適和合比例的設施

 

2)      切合香港「本土文化」的需要

 

3)      能反映香港「本土文化」

 

下會將會詳細剖析各方案的好與壞。

西九文化競賽方案(1)

今日終於理行了我對同事/香港電台的朋友的承諾，和大家討論一下三個西九文化競賽方案。

話說回頭，西九文化又再一次重新規劃，之前的三個財團方案花了至少數百萬元的方案都完全廢掉，浪費之極絕對可以寫入世界建築史之內，這又一再引證香港政府的失職，一幅如此高價值的土地為何會如此空置10多年來「曬太陽」呢?

今次三個方案放棄了先前的巨型天幕設計，亦大規模地減少了表現場地和展覽館的數目，這確實是一件好事，因為香港不如北京、南京、西安一樣，有大量的歷史文物作展覽之用，而且這些一大堆的水墨館、藝術館等東西都只會是燒銀紙的項目，因為根本不會有足夠的展品來吸引足夠的觀眾來達至收支平衡。

小弟有幸曾經參觀過中國、日本、英國、德國、美國、西班牙、法國、意大利、俄羅斯、新加坡等地的博物館/藝術館，加起來至少有100個，所以今次口出狂言地對博物館/藝術館的成功列出以下的條件:

 

1) 地點/歷史背景:

作為一個遊客，如果你到訪埃及的話，無論你喜愛歷史、文化與否，你一定會參觀金字塔，因為這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建設，亦是當地的一個地標。金字塔已等如了開羅、甚至埃及整個國家。因此，無論金字塔的地點是遠、是近，全球的遊客都會慕名而來，到些一遊。

同樣的情況都發生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館一樣，香港雖然沒有如此珍貴的文物建築，但是總有一些文化遺產，例如: 李小龍故居改建成李小龍博物館便是一個好例子。

2)      展品質素

倫敦最出名的博物館/藝術館分別是大英博物館/國立藝術館，兩處雖然都在市中心，但是它們能成為世界一級的場館就是它們有出名的展品，大英博物館有Rosetta stone/木乃伊和中國的女史箴圖，國立藝術館有Da Vinci(達文西), Picasso(畢家索)和芃高的向日葵，每一幅名畫都是無價寶， 單是芃高的向日葵已價值US $53,900,000，達文西的畫更是無法想像的價值。

有如此的珍品坐鎮，博物館就自然會成功。連帶附近較小型的博物館都可以因此而分一杯羹。相比德國柏林的Museum island(博物館島) ，雖然有5個博物館聚合在一起，同樣都有出色的展品如埃及妖后的頭象，但是相比之下就確實失色得多，因此遊客人數和博物館的知名度就確實有明顯的分別。

 

 

3) 建築設計

坦白說，絕少建築師的設計是具有普羅性的叫座力，當中只有西班牙的Anthonio Gaudi才有如此的魅力，世界各地的遊客會為欣賞他的建築設計而到訪巴塞隆拿，就算連Le Corbusier、Frank Lloyd wright、Norman Foster、貝聿銘、丹下建三和安藤忠雄等大師都只有個別的建築設計是具強大的叫座力，而且亦多數只能吸引設計行業的從業員，對普羅市民就確實欠一點吸引力。

如果用以上三個條件來評審西九文化區原先的博物館規劃，以至最新M+博物館，都可注定是失敗的機會甚高。

第一: 地點/歷史背景

 場館的地點雖然方便，但是新建的場館完全沒有任何的歷史背景和因素，該處的景觀亦未必是不能取代的景點。新場館只可以為旅客帶來短暫的新鮮感，但熱潮一過便會被人遺忘。而且M+博物館亦未必能成為香港的地標，西九文化區能否成為旅客必到的景點，就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第二: 展品

香港本身沒有任何具份量的展品，更沒有件何珍寶，否則香港現有的博物館又怎會如此冷清，旅客到香港就根本不會考慮參觀博物館，因為確實沒有什麼必看的東西。現在M+博物館的規模與大英博物館相若，但是展品的質素就肯定有嚴重的差距，就算國內的博物館願意送出部份珍品給香港作鎮館之寶，但這又是否代表足夠嗎?

一件珍品不單只是其本身的價值，而是包含了其叫座力，一個博物館有一件珍品的話，就代表有沿沿不絕的旅客收入，試問那一個國家/城市會借出/送出珍品給香港M+博物館作展覽呢? 就算有人會這樣做，都只會是暫時性。

第三: 建築設計

就算M+博物館邀請全球最好的名師來設計，但是又是否代表可以保證博物館有吸引力呢?普羅市民會為了一個大師的設計而到此一遊嗎?

最後，我想問一個問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成員會參觀博物館/藝術館嗎?

衛星城市的實例—天水圍、東涌、屯門

 繼上會，有些網友問及為何沙田的衛星城市模式尚算成功，但天水圍、屯門等城市則不能夠發展成一個獨立的衛星市區呢?

第一個原因就當然是時代的問題，因為在沙田發展初期，香港的輕工業仍然是經濟支柱之一，當然沙田一帶的土地開始發展，部份工廠亦陸續北移至新界的北部如火炭、上水、大埔，因此在規劃上亦陸續出現了如大埔工業村和火炭工業區等。

這樣便為一個市區提供一定程度的就業機會，令市民可以不用離開該區工作。

第二個重點，就是鐵路。香港可以說是一個鐵路城市，香港的鐵路是打開該區發展的關鍵，無論九龍塘、九龍灣、九龍站、奧運站、荃灣的地鐵上蓋物業都是該區的核心，可謂集商業、娛樂、交通於一身，而四周的物業發展亦因應鐵路發展而改變，更可以說是沒有鐵路便沒有該區的商業活動，試問如果九龍站沒有鐵路的話，就根本不能夠支持如此龐大的商業發展。

奇怪的是，香港的地鐵上蓋物業是比其他同級的物業為貴，主要原因是交通方便之故。不過，這樣的模式在其他國家的城市是比較少見(新加坡除外)，就算在日本地鐵上蓋的物業多數都是百貨公司或商廈，很少會出現住宅和車站合一的發展模式。

在英國，火車站就更代表是噪音、骯髒和罪案的高危之地，因此一般住宅都盡量避免在車站附近，比較昂貴的住宅就多數發展在離車站10分鐘路程以外之處，因為這離開高罪案的地方一段距離，但同時又在步行範圍之內。

至於屯門，在發展初期就可謂算是災難性的開始，由於屯門公路還未通車，鐵路就更加未發展，所以交通擠塞的問題就相當嚴重，每當發生交通意外或如1996年的墮大石事件的話，屯門至市區的交通可謂完全停止。

講至這裡大家都可能奇怪地說，一個衛星城市成功的命脈是在乎鐵路網絡的規劃嗎? 但是一個衛星城市的原意是希望可以讓居民可以在一個小區之內提供足夠工作和住屋的需求，為何必須要有鐵路的配套呢?

無錯，如果一個小區有足夠的工作機會的話，居民真的可以完全在區內生活，但是商業活動則不可能只在區內發展，除非是小型的服務業如餐廳、理髮店、美容店才可以完全依靠區內的商業活動，否則就必定有一定程度的跨區活動。而香港亦不會有像大陸數千人以上規模的工廠，所以香港根本不可能出現獨立的商業小區。

因此，鐵路網絡的成功往往決定了該區的商業命脈，所以屯門和天水圍就一直很難發展成具多元化的商業活動區，只能成為以住宅為主的區域。至於東涌都有類同的發展，只是由於類近機場，所以總算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就業機會，在某程度來說都算是一個獨立衛星城市。

如果簡單來說，一衛星城市的建立在乎鐵路網絡的配套，好讓商業活動可以在此生存，因而為該區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再加上房屋、教育、醫療等設施便慢慢地讓衛星城市建立起來。

衛星城市的實例—沙田

今日這篇文章是為答謝第700位訂閱者—甘正光而寫的，他希望介紹一下香港的新市鎮，而且另一網友—Sunny一直都希望我介紹一下香港本地建築師的設計，今次就一箭雙雕，而確實香港最有名的建築未必是HSBC、中銀，而是香港高密度的建築發展模式，特別是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

記時在英國讀大學時，老師很多時都引用香港的例子來教學，特別是香港的衛星城市，因為香港可以說是第一代引用Le Corbusier 「Modern city」(現代都市) 的發展模式，甚至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個例子。因為在英國都曾在不同城市發展一個像Le Corbusier 構想的獨立運作的大規模衛星城市，在市內提供足夠的設施，市民每天不用往返CBD(中央金融區) 來上班、上學，這不單減少市民生活的壓力亦同時減輕對公共交通網絡的需求。

不過，在很多城市如倫敦、曼切斯特市、東京都有類似的安排，但是大部份市民還需每天都市中心上班，每天花在交通的時間就確實不同少，但有一個城市就確實可以說是成功的，就是香港。

在1953年，香港的石峽尾發生了大火，一夜間產生了50,000名無家的難民，因此香港便第一次利用了Le Corbusier的模式來興建香港第一代的公共房屋—石峽尾村。但隨著香港人口不斷急升，到1970年代，香港人口已突破4,000,000，但還有20%人口是生活在臨時房屋、天台屋或木屋之中，因此香港政府便定下了影響深遠的房屋政策—「10年建屋計劃」。

當年的香港政府更大規模地利用Le Corbusier的「現代城市」來開發新的地區來建造新的公共屋村。計劃的目的是在離香港市中心約30km左右的沙田設立第一個500,000人居住的公共屋村，但是由於當時的交通配套還未發達，公共交通系統根本不能夠容納每日100,000人以上的人流。

因此港府便決定把沙田設定為「衛星城市」，「衛星城市」的定義是接近完全獨立的城市，在該區除房屋之外，還設有工作、娛樂、教育、醫療等設施，這樣便可以令大部份的居民都留在沙田區之內生活，而不用每天往返市中心處上班、上學。這不單可以減輕道路網絡上的壓力，還大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因為在當年從沙田開車至中環可能要達至3小時，如果居民每天要花上4-5小時在交通之上的話，就确實做成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另外，在小區規劃上根据每5000個人口便安排一間學校、最多在10,000人口的小區便只有2間學校，這樣便無形中把每個小區網絡控制在10,000人口之內，令小孩可以在步行的距離之內上學，從而減少區內對汽車的需求。而且港府在之後的10年內，興建了「香港中文大學」，這樣便可以令該區的學童都可以在同一區域內完成基礎區大專程度的教育，而大學亦會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給予該區的勞動人口，之後興建的教育學院就更進一步加強這個效能。

為了提供足夠的工作机會，港府以低廉的价錢吸引私人開發商到該區投資，陸陸續續地在該區興建大型商場、商廈、酒店、私人屋宛等設施，并和賽馬會合作在該區興建賽馬場，為該區帶來大量的商机。至於房屋方面，港府則完全采用Le Corbusier所建議的低成本、工業化生產的房屋，每層的公共房屋都是以高密度的模式來發展，每層大約有20-25個單位，單位分為一房和兩房的模式，面積大約為40sqm–50sqm左右，整個屋村內的所有戶型都大致一樣，可謂「倒模」的城市。但是正由於大部份房屋都是同一個戶型的關系，所以政府都把首2-3層的空間定為商場或停車場，然後在用平台來連接不同區分的住宅。這不單大幅地提供了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間，亦同時可讓居民只在平台之上便能到達別的小區，從而再進一步減少了對地面交通的壓力。

隨著人口再不斷增長，港府開發了沙田區附近的區域，作為二線的衛星城市如大埔、大圍、馬鞍山、上水等，這些城市都是以高密度、工業化的房屋理念來規划，但都是以沙田作為核心。各二線城市則可能提供不同的工作机會，使城市之間在功能上互補不足。

雖然經過時代改變，沙田都未必維持一個完全獨立的衛星城市的發展模式，但是總算在世界建築史作了一個重要的試驗，亦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發展模式，亦無形中令香港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公共屋村之中。

從77到87，從87到97，從97到07

77-87

小弟出生於1977，是一個典型的平凡70後，平淡地在公共屋村中成長、學習和鬼混，渾渾頓頓地過了10年。 在1977 - 1987年在這10年內，我都沒有面對過太大的挑戰，唯一就是父母離異，但由於當時年紀很小，而且在外祖父母和一眾長輩的萬千竉愛之下，每天都總能消遙地過活。 就算連升小學的問題都不用煩惱，因為外祖父和教堂關係密切，一早已在教會學校內為我攪好關係，而且我的成績又不過不失，於是便順利地升讀心儀的小學。

87-97

到1987 -1997，便開始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大考驗—升中考試，小弟當年還有學能測驗，在87-89的兩年內，每天都接受家慈地獄式的訓練，每天無間斷地做習作、填充等一些極度乏味的東西。 外祖父亦當然盡心盡力地為我升中學而鋪路，他當然為我找到入教會名校的門路，但無奈在入學試時我因作文時答錯題而被拒於門外，因此我便成為家族中唯一一個不是讀名校的成員。

跟著我便從政府的派位制度下安排到我的中學，同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香港開始出現移民潮，自中一開始每年都有同學移居英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地。 另外，在黃竹坑一帶的工業區亦小了上班的人，相信是香港的輕工業自80年代開始慢慢北移，昔日主導黃竹坑一帶的鐘錶和玩具業都陸陸續續搬回國內。

之後，我便見證了大興土木的年代，香港的第一大樓由合和中心，變為中銀大廈，兩年後便改為中環廣場，之後便到國金二期。 在這10年，香港因為玫瑰園計劃的帶動下而四處填海、打樁，翻天覆地建個不停。

雖然當時我和一眾同學都對中共政權感到很陌生，甚至害怕，但都是幻想出來的景象。 唯一比較震撼的是葉繼歡的出現和海外信託銀行的破產事件，但我總算安安樂樂地過我的青春期，每天上學、放學、參加田徑隊的練習，然後到類近女校處追女仔。

我雖不是生於大富之家，但總是衣食無憂，就算政局將會大變天，但都能安然地渡過了我中學生涯。

  

97-07

在回歸的一晚，我沒有太大的感覺，好奇地和女友到會展一帶感受一下氣氛，跟著便發瘋地由灣仔步行至西環，總之你有你回歸，我有我浪漫，各自各精彩。

記起在97年底出現了金融風暴，恆指在一天之內破了10,000，跟著出現亞洲金融風暴，日元被打至對美元120左右，全民都擔心港元和美元脫勾。 不幸地，98年初香港又發生禽流感，不幸中的大幸是疫症沒有做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只是幾個月沒有雞吃而言。

之後，董特首上場陸續推行他的鮮花港、中藥港和數碼港等政策，而他的8萬5政策更在短時間之內製造出大量的負資產，再加上2001年的科網爆破，一時間香港人不是燒炭便是跳樓。

這種情況亦發生在教育界身上，我的中學同學和師兄陸續大學畢業，他們起初都以為教師是一份比較穩定的職業，而且他們亦不是好權、好財之人，所以都執起教鞭來。 但是政府推行一大堆的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育、母語教學、語言微調等政策，這些都令他們喘不過氣來。

我深深地記得我師兄的一句話，他說: 「我只是離開了母校3年，但當我回到母校任教時，則完全兩回事。連我們F.7的班主任都說，學校在這3年變了很多。」跟著新聞一方面出現不少教師輕生的消息，同時又出現政府殺校的新聞，超初以為教師是職場的避難所，但其實反而成為旋渦中的核心。

在失業率持續高企的情況下，香港更遇上沙士疫症，在短短的3個月之內香港有接近300人死亡，死亡的速度比伊拉克的戰爭還要高。 接著香港強行推進23條，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達至頂點，50萬人上街，可謂禍不單行。

2004-2008年，香港受惠於自由行和京奧的關係，經濟大幅反彈，而我亦在這個時候亦回港工作，充份享受建築界的一個蜜月期。 不過，在2008年底香港又再因為美國的次按危機而出現另一次金融風暴，跟著雷曼爆煲，市民的不滿情緒又再度升溫。

現在很多人在談80後的青年行為，批評他們的過激行為會做成族群撕裂、不和諧。 但是如果你在80後年青人的角度來想，他們是在總樣的時代中長大呢?

70後的年青人(我的青春年期):

87-97年內，除了87年股災和六四事件之外，沒有重大直接影響我們生活的危機，所以相對地對政府的滿意程度為高，至少生活穩定、三餐無憂。

80後的年青人:

自97-07的10年內，經歷了97、01、08三次的金融風暴和一連串的負資產風暴，再加兩次疫症、23條立法，另外再加上殺校、翻天覆地的教改、母語教學和語言微調等直接影響他們生活和前途的政策，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試問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中學生會信任政府，還是討厭政府呢?

在這10年內，每隔幾年便出現重大的危機，而且香港的核心價值亦陸續被動搖，無論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香港成功的基石都出現了變化，有人會用「事事旦旦」、「自我審查」來形容香港的傳媒，明顯地香港已經改變了。

80後衝擊政府是「果」，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因」，如果政府想處理這些「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從「因」著手。 如果只要求市民「冷靜」、「和諧」、「理性」，而不處理不滿「成因」的話，就只可以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雖然有人說香港現在的分化是由於一群「政棍」在攪局，動搖年青人的情緒，但是年青人不是如此容易大規模地被煽動，就算年青人被「火」了，都不能堅持一段長時間。 一大群年青人出來遊行、苦行、絕食，不會是偶然發生的，行動背後的動機不會只是一時衝動，一時三刻的激情又怎可以令年青人在大風大雨之下苦行呢?

當我們批評年青人衝擊政府、辱罵長輩的同時，我們又有沒有想過他們過了一個怎樣的10年，是什麼事情讓他們被「激化」呢？

如果繼續「漠視」、「輕視」、「打壓」、「扶黑」，甚至利用行政和司法制度來打壓反對聲音的話，就有如用「火水」來救火，完全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如果想降低社會上的分化，就絕對不能再「親疏有別」、「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雖然曾特首嘗試落區、嘗試打民意戰，但是在政治公關手腕上又確實欠一點火候，「起錨」變「超錯」，「余曾辯」又慘敗而回，堂堂一個特首連處理反對派的挑戰和危機處理的能力都沒有的話，就只由淒慘的命運。

我不是經常喜歡批評政府的不是，我只是列出大家經歷過的一段「歷史」，現在大家鼓勵「溝通」，相信是時候和年青人「溝通」多一點。

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

以拙文送給「吾知訂」和「東山客」兩位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