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星城市的實例—沙田

今日這篇文章是為答謝第700位訂閱者—甘正光而寫的，他希望介紹一下香港的新市鎮，而且另一網友—Sunny一直都希望我介紹一下香港本地建築師的設計，今次就一箭雙雕，而確實香港最有名的建築未必是HSBC、中銀，而是香港高密度的建築發展模式，特別是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

記時在英國讀大學時，老師很多時都引用香港的例子來教學，特別是香港的衛星城市，因為香港可以說是第一代引用Le Corbusier 「Modern city」(現代都市) 的發展模式，甚至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個例子。因為在英國都曾在不同城市發展一個像Le Corbusier 構想的獨立運作的大規模衛星城市，在市內提供足夠的設施，市民每天不用往返CBD(中央金融區) 來上班、上學，這不單減少市民生活的壓力亦同時減輕對公共交通網絡的需求。

不過，在很多城市如倫敦、曼切斯特市、東京都有類似的安排，但是大部份市民還需每天都市中心上班，每天花在交通的時間就確實不同少，但有一個城市就確實可以說是成功的，就是香港。

在1953年，香港的石峽尾發生了大火，一夜間產生了50,000名無家的難民，因此香港便第一次利用了Le Corbusier的模式來興建香港第一代的公共房屋—石峽尾村。但隨著香港人口不斷急升，到1970年代，香港人口已突破4,000,000，但還有20%人口是生活在臨時房屋、天台屋或木屋之中，因此香港政府便定下了影響深遠的房屋政策—「10年建屋計劃」。

當年的香港政府更大規模地利用Le Corbusier的「現代城市」來開發新的地區來建造新的公共屋村。計劃的目的是在離香港市中心約30km左右的沙田設立第一個500,000人居住的公共屋村，但是由於當時的交通配套還未發達，公共交通系統根本不能夠容納每日100,000人以上的人流。

因此港府便決定把沙田設定為「衛星城市」，「衛星城市」的定義是接近完全獨立的城市，在該區除房屋之外，還設有工作、娛樂、教育、醫療等設施，這樣便可以令大部份的居民都留在沙田區之內生活，而不用每天往返市中心處上班、上學。這不單可以減輕道路網絡上的壓力，還大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因為在當年從沙田開車至中環可能要達至3小時，如果居民每天要花上4-5小時在交通之上的話，就确實做成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另外，在小區規劃上根据每5000個人口便安排一間學校、最多在10,000人口的小區便只有2間學校，這樣便無形中把每個小區網絡控制在10,000人口之內，令小孩可以在步行的距離之內上學，從而減少區內對汽車的需求。而且港府在之後的10年內，興建了「香港中文大學」，這樣便可以令該區的學童都可以在同一區域內完成基礎區大專程度的教育，而大學亦會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給予該區的勞動人口，之後興建的教育學院就更進一步加強這個效能。

為了提供足夠的工作机會，港府以低廉的价錢吸引私人開發商到該區投資，陸陸續續地在該區興建大型商場、商廈、酒店、私人屋宛等設施，并和賽馬會合作在該區興建賽馬場，為該區帶來大量的商机。至於房屋方面，港府則完全采用Le Corbusier所建議的低成本、工業化生產的房屋，每層的公共房屋都是以高密度的模式來發展，每層大約有20-25個單位，單位分為一房和兩房的模式，面積大約為40sqm–50sqm左右，整個屋村內的所有戶型都大致一樣，可謂「倒模」的城市。但是正由於大部份房屋都是同一個戶型的關系，所以政府都把首2-3層的空間定為商場或停車場，然後在用平台來連接不同區分的住宅。這不單大幅地提供了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間，亦同時可讓居民只在平台之上便能到達別的小區，從而再進一步減少了對地面交通的壓力。

隨著人口再不斷增長，港府開發了沙田區附近的區域，作為二線的衛星城市如大埔、大圍、馬鞍山、上水等，這些城市都是以高密度、工業化的房屋理念來規划，但都是以沙田作為核心。各二線城市則可能提供不同的工作机會，使城市之間在功能上互補不足。

雖然經過時代改變，沙田都未必維持一個完全獨立的衛星城市的發展模式，但是總算在世界建築史作了一個重要的試驗，亦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發展模式，亦無形中令香港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公共屋村之中。

從77到87，從87到97，從97到07

77-87

小弟出生於1977，是一個典型的平凡70後，平淡地在公共屋村中成長、學習和鬼混，渾渾頓頓地過了10年。 在1977 - 1987年在這10年內，我都沒有面對過太大的挑戰，唯一就是父母離異，但由於當時年紀很小，而且在外祖父母和一眾長輩的萬千竉愛之下，每天都總能消遙地過活。 就算連升小學的問題都不用煩惱，因為外祖父和教堂關係密切，一早已在教會學校內為我攪好關係，而且我的成績又不過不失，於是便順利地升讀心儀的小學。

87-97

到1987 -1997，便開始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大考驗—升中考試，小弟當年還有學能測驗，在87-89的兩年內，每天都接受家慈地獄式的訓練，每天無間斷地做習作、填充等一些極度乏味的東西。 外祖父亦當然盡心盡力地為我升中學而鋪路，他當然為我找到入教會名校的門路，但無奈在入學試時我因作文時答錯題而被拒於門外，因此我便成為家族中唯一一個不是讀名校的成員。

跟著我便從政府的派位制度下安排到我的中學，同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香港開始出現移民潮，自中一開始每年都有同學移居英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等地。 另外，在黃竹坑一帶的工業區亦小了上班的人，相信是香港的輕工業自80年代開始慢慢北移，昔日主導黃竹坑一帶的鐘錶和玩具業都陸陸續續搬回國內。

之後，我便見證了大興土木的年代，香港的第一大樓由合和中心，變為中銀大廈，兩年後便改為中環廣場，之後便到國金二期。 在這10年，香港因為玫瑰園計劃的帶動下而四處填海、打樁，翻天覆地建個不停。

雖然當時我和一眾同學都對中共政權感到很陌生，甚至害怕，但都是幻想出來的景象。 唯一比較震撼的是葉繼歡的出現和海外信託銀行的破產事件，但我總算安安樂樂地過我的青春期，每天上學、放學、參加田徑隊的練習，然後到類近女校處追女仔。

我雖不是生於大富之家，但總是衣食無憂，就算政局將會大變天，但都能安然地渡過了我中學生涯。

  

97-07

在回歸的一晚，我沒有太大的感覺，好奇地和女友到會展一帶感受一下氣氛，跟著便發瘋地由灣仔步行至西環，總之你有你回歸，我有我浪漫，各自各精彩。

記起在97年底出現了金融風暴，恆指在一天之內破了10,000，跟著出現亞洲金融風暴，日元被打至對美元120左右，全民都擔心港元和美元脫勾。 不幸地，98年初香港又發生禽流感，不幸中的大幸是疫症沒有做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只是幾個月沒有雞吃而言。

之後，董特首上場陸續推行他的鮮花港、中藥港和數碼港等政策，而他的8萬5政策更在短時間之內製造出大量的負資產，再加上2001年的科網爆破，一時間香港人不是燒炭便是跳樓。

這種情況亦發生在教育界身上，我的中學同學和師兄陸續大學畢業，他們起初都以為教師是一份比較穩定的職業，而且他們亦不是好權、好財之人，所以都執起教鞭來。 但是政府推行一大堆的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育、母語教學、語言微調等政策，這些都令他們喘不過氣來。

我深深地記得我師兄的一句話，他說: 「我只是離開了母校3年，但當我回到母校任教時，則完全兩回事。連我們F.7的班主任都說，學校在這3年變了很多。」跟著新聞一方面出現不少教師輕生的消息，同時又出現政府殺校的新聞，超初以為教師是職場的避難所，但其實反而成為旋渦中的核心。

在失業率持續高企的情況下，香港更遇上沙士疫症，在短短的3個月之內香港有接近300人死亡，死亡的速度比伊拉克的戰爭還要高。 接著香港強行推進23條，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達至頂點，50萬人上街，可謂禍不單行。

2004-2008年，香港受惠於自由行和京奧的關係，經濟大幅反彈，而我亦在這個時候亦回港工作，充份享受建築界的一個蜜月期。 不過，在2008年底香港又再因為美國的次按危機而出現另一次金融風暴，跟著雷曼爆煲，市民的不滿情緒又再度升溫。

現在很多人在談80後的青年行為，批評他們的過激行為會做成族群撕裂、不和諧。 但是如果你在80後年青人的角度來想，他們是在總樣的時代中長大呢?

70後的年青人(我的青春年期):

87-97年內，除了87年股災和六四事件之外，沒有重大直接影響我們生活的危機，所以相對地對政府的滿意程度為高，至少生活穩定、三餐無憂。

80後的年青人:

自97-07的10年內，經歷了97、01、08三次的金融風暴和一連串的負資產風暴，再加兩次疫症、23條立法，另外再加上殺校、翻天覆地的教改、母語教學和語言微調等直接影響他們生活和前途的政策，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試問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中學生會信任政府，還是討厭政府呢?

在這10年內，每隔幾年便出現重大的危機，而且香港的核心價值亦陸續被動搖，無論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香港成功的基石都出現了變化，有人會用「事事旦旦」、「自我審查」來形容香港的傳媒，明顯地香港已經改變了。

80後衝擊政府是「果」，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因」，如果政府想處理這些「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從「因」著手。 如果只要求市民「冷靜」、「和諧」、「理性」，而不處理不滿「成因」的話，就只可以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雖然有人說香港現在的分化是由於一群「政棍」在攪局，動搖年青人的情緒，但是年青人不是如此容易大規模地被煽動，就算年青人被「火」了，都不能堅持一段長時間。 一大群年青人出來遊行、苦行、絕食，不會是偶然發生的，行動背後的動機不會只是一時衝動，一時三刻的激情又怎可以令年青人在大風大雨之下苦行呢?

當我們批評年青人衝擊政府、辱罵長輩的同時，我們又有沒有想過他們過了一個怎樣的10年，是什麼事情讓他們被「激化」呢？

如果繼續「漠視」、「輕視」、「打壓」、「扶黑」，甚至利用行政和司法制度來打壓反對聲音的話，就有如用「火水」來救火，完全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如果想降低社會上的分化，就絕對不能再「親疏有別」、「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雖然曾特首嘗試落區、嘗試打民意戰，但是在政治公關手腕上又確實欠一點火候，「起錨」變「超錯」，「余曾辯」又慘敗而回，堂堂一個特首連處理反對派的挑戰和危機處理的能力都沒有的話，就只由淒慘的命運。

我不是經常喜歡批評政府的不是，我只是列出大家經歷過的一段「歷史」，現在大家鼓勵「溝通」，相信是時候和年青人「溝通」多一點。

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

以拙文送給「吾知訂」和「東山客」兩位網友。